我们宁愿绝望 也不惜

自己的灵魂没有内在的美德

荣耀的君王被钉死他乡

用完全的义 担当我们的苦难

终与始

就像宣判处死耶稣的本丢-彼拉多在石椅之上枯坐千年，“为了某一个月夜而付出一万两千个月夜”，布尔加科夫穷竭余生十二载只为留下一封遗嘱，关乎善与恶、上帝与撒旦、阴谋与爱情。

对于作家，作品被禁无异于死刑的裁决。在一九三〇年莫斯科的萧索冬日，在一间炉灰飘散的破败小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戴着破旧黑色小礼帽的瘦削中年男性，将密布蝇头小字的手稿一张张投入火舌。手稿的内容是已经起笔两年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前十五章。在创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这两年里，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收到了来自评论界花样迭出的恶评，数量足有三百之众。如果布尔加科夫认识一九八九年躺在山海关火车轨道上的那个长发青年，他们兴许会发出同样的慨叹：

我失去了一切

面前只有大海

焚稿对于一般作家而言或许是一段创作的终结，但对于布尔加科夫，这不啻为一种别样的肇始。焚稿之后他留下这样的话：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在布尔加科夫升起炉火一直烧到黎明的暗夜里，我仿佛同时看到了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德在塔西提岛上，将巅峰之作付之一炬的决绝身影。

作品在作家此生甚至死后的漫长岁月都无法得以发表的现实，让布尔加科夫终焉其作为“作家”而生存于世的想法。写作变成了纯粹的事，它发自一种情欲、一种苦难、一种纠缠，绵延不断而经久不息。小说不再是小说，它成为作者的遗书，职责明确而真诚坦率地陈述作者的内心所想，以期遥远未来某位承袭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的出现。

这封名为《The Master and Margaret》的遗嘱，一写就是十二个寒暑，完结之日，作者驾鹤西去。

善与恶

不妨先引述原著第二十九章中，撒旦沃兰德对圣徒马太的驳斥：

“如果不存在恶，你的善有什么用？如果地上的影子都消失了，大地会是什么样子？影由物和人而生。例如我这把剑的影子。凡树木或诸生物皆有影子。难道你要妄想剥光地球，扫除一切树木和生物，去欣赏一个光秃秃的世界吗？你真蠢。”

如同古典的概率类型总是倾向于将事物定性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传统小说中，我们总是认为耶稣是绝对的善，将撒旦描绘为绝对的恶，他是“恶之灵和影之王”，是目击耶稣被处死的魔君，是与康德共进早餐的黑暗骑士。但在布尔加科夫笔下，撒旦化身的沃兰德更像是一个以另类方式惩恶扬善的上帝使徒。

《大师和玛格丽特》全书上半部，浓墨重彩地描绘了20世纪初的莫斯科市民生活图景。布尔加科夫作为被苏联作协排挤的边缘人，用幽默而讽刺的笔触叙述了莫斯科作家协会在“格里鲍耶夫之家”办公地点的奢靡生活。作为作家的他们，似乎更愿意关注入住疗养院的名额分配或是二楼餐厅的新鲜鳟鱼。乍看之下，他们只是普通的苏联民众，可实际上掩藏于他们善良无害外表下的，是其贪得无厌的本性、偷奸耍滑的伎俩以及对于天才的妒忌。

题记中的歌词这样写道：“我们宁愿绝望也不惜，自己的灵魂没有内在的美德。”失去内在美德的莫斯科人，迎来了作为特殊审判者的沃兰德。

一千多年前，当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传教时，人们所患有的“怯懦”的毛病，被代代相传地带到了二十世纪的莫斯科。这种“怯懦”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惜对他人构成伤害。就如同本丢-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却仍对其作出绞死的裁定。

无疑，莫斯科市民的贪婪、怯懦和妒忌可以归入“恶”的范畴， 而沃兰德让莫斯科民众大出洋相的魔术表演，如何就不能算作义举呢？

在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设定，将耶稣“凡人化”，将撒旦“善良化”之后，布尔加科夫终于在全书的第十九章请出了女主角玛格丽特，开始了对于一段旷世奇恋的书写。

恨与爱

玛格丽特与其说是大师的情妇，毋宁称之为布尔加科夫的情人。

她对于大师才华的绝对坚信、对于大师坚贞不渝的爱情，是布尔加科夫所希求的；她对于评论家拉通斯基住所的捣毁、对于抨击大师之人的仇恨，则是布尔加科夫所要发泄的。

全书的华彩，出现在玛格丽特骑刷飞行以及撒旦的盛大舞会这两个篇章。就像“被钉死他乡”的耶稣“用完全的义担当我们的苦难”，玛格丽特投奔了撒旦，用不惜以身试险的爱,拯救精神崩溃的大师。

我们渴求爱情，或许是渴望一名绝对忠诚的盟友。她和你永远站在同一个阵营，爱你所爱、恨你所恨，甚至爱之更深、恨之更切。每一个被现实中伤的男人兴许都幻想着这样一个伴侣，布尔加科夫也无出其右。于是，他创造了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

遗嘱里，布尔加科夫写下，他希求玛格丽特式的爱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叙述玛格丽特参加沃兰德的盛大派对时，布尔加科夫展现出了惊人的对于宏大场景的描述能力。于此同时，他也展现了相当前瞻的魔幻现实主义技法。作为白银时代的作家代表，布尔加科夫及其同时代人已经逐渐失去了传统俄罗斯文学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的宏大叙事水准，他们企图逐渐走进人物内心的深层维度。在这种叙事倾向由外而内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描写：

“玛格丽特又一转身，大片屋顶完全没入地下，冒出了一泓电灯光摇曳不停的火湖。……玛格丽特恢复原状后，回头已不见那火湖，地平线上只剩下一抹淡红色的反光。这反光也转瞬即逝。只有左上方一轮皓月与她单独齐飞。她的头发早已蓬乱，月光带着啸声冲刷着她的身体。她看见下面两排稀疏的灯火连成两条亮线，飞快地消失在身后。”

在二十世纪初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名赤身裸体的女子骑着一把刷子，在月光下高速飞翔，为拯救心爱的男人，奔赴撒旦的舞会。没有什么爱情比这更忠贞，没有什么叙事比这更离奇。

喜与悲

悲剧作家大多热情似火，喜剧作家往往心有冰山。一腔热诚触碰现实后绝望酿成悲剧，冷眼窥世淡然一笑则出脱至乖离。就像《弑》之于海子，《芙蓉镇》之于古华。前者无限热情而落笔悲壮，后者亲历文革却戏笑泰然。

《大师和玛格丽特》自然是一出喜剧。无论是撒旦随从科罗维约夫和黑猫别格莫特的插科打诨，魔术表演结束后莫斯科民众的丑态百出，还是大师和玛格丽特回归安宁生活的美好结局，无不告知读者这是一封了无遗憾、喜胜于悲的遗嘱。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由于创作所选取的立场“突兀而不合时宜”，布尔加科夫的著作皆无法得以发表，他的剧本《莫里哀》遭到了当局的禁演。除此之外，他的已发表作品还遭到了评论界严冷砭骨的批判。对于作家，这样的遭遇可谓致命。

但如前文所述，正因如此遭遇，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回归了纯粹。他将《大师和玛格丽特》作为遗书留给后世，不再关注今世的荣辱浮华、得失成败。作品的纯文学性得以延续，小说终将奇幻诡丽的景观与浓郁凄绝的诗情融成一体，作品便具有了永恒魅力。

来自世俗生活的打击，促使布尔加科夫拥有了一双冷眼。以冷眼窥探世间，以讽刺作为申诉，以幽默替代悲鸣。就像胡文英在《庄子独见》中所述：

“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以悲剧的人生阅历著就的喜剧，批判更有力、讽刺更入髓，或许较之悲剧，更能震撼人心。

结

后来全苏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这样评价布尔加科夫：

“他是一个不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没有背起沉重政治谎言包袱的人。他走过的是一条真挚的人生之路。”

这一次，书写本丢-彼拉多故事的“大师”,没有选择和笔下人物同样的怯懦。他放下这支书写遗嘱和撒旦的笔，走向了甜美的死亡。